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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简介_归有光沧浪亭记_沧浪亭记 归有光翻译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隆庆二年（1568年），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归有光简介，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归有光简介，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抱憾病卒
隆庆四年（1570年），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受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终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今邮电局附近）。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主旨
以项脊轩的前后变化为线索，写出一系列家庭琐事，表现了作者对家道衰落的惋惜心情和对死去的祖母、母亲、妻子的深切怀念，也表现了作者年青时刻苦读书、怡然自得的乐趣。
作者借一轩以记三代之遗迹，睹物怀人，悼亡念存，叙事娓娓而谈，用笔清淡简洁，表达了深厚的感情。
作品节选如下：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译文如下：
庭院里有一株枇杷树，是我妻子去世那年她亲手种的，现在已经长得挺拔高大，枝繁叶茂像伞一样了。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项脊轩志》分两次写成。前四段写于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当时归有光18岁，他通过所居项脊轩的变化和几件小事的描述，表达了对家人的怀念之情。在经历了结婚、妻死、不遇等人生变故后，作者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又为这篇散文增添了补记。
作者简介
归有光（1506—1571年），明代散文家、文学家、古文家。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归有光，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自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后徙居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
归有光是“唐宋八大家”与清代“桐城派”之间的桥梁，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并称为“唐宋派”，著有《震川先生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项脊轩志
归有光简介 归有光妻子有几个
归有光是明代官员、散文家，著名古文家。他的古代散文成就很高，被后人赞誉为“明文第一”。归有光撰写的著名古文当中，他的妻子的形象是常常出现的，因此读者不但对他的文章感兴趣，他对作品中常被提及的他的妻子感兴趣。事实上，归有光的妻子有三个，不过她们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前一位去世后归有光再娶的。
归有光简介
归有光（1502－1571），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我国明代杰出散文家，在散文创作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当时被称为“今之”，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
他反对拟古主义，提倡独抒胸臆，强调真情实感。他的这种文风，发扬了唐宋古文的优良传统，后人把他和唐顺之、茅坤等人并称为“唐宋派”。
在文学上，以散文创作为主，与拟古主义者对抗归有光简介，力矫前后七子“文必秦汉”之论，并且取得较高的成就，使当时的文风有所转变，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归有光的散文不是写重大的社会题材，而是通过记叙一些日常生活和家庭琐事，来表现母子夫妻兄弟之间的深情。他的这类散文，感情真挚自然，语言朴素流畅，细节真实生动，有诗一般的意境。《项脊轩志》可为代表。
1511年9岁时就能写出漂亮的文章，非常有名。
不久以后拜同邑人魏校为师，通经史，善故。
1540年(嘉靖十九年)35岁才中举人。其后二十余年，八次会试不第。
1543年（嘉靖二十一年）移居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安亭江上，读书讲学。
在这期间作《冠礼》、《宗法》二书，学生常达数十百人，被称为震川先生。
他考察三江古迹，写了《三吴水利录》。后来，兴修水利，主持疏通吴淞江，许多方面均采用了的建议。
1555年（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作《御倭议》。
1566年（嘉靖四十四年）60岁才中进士，授长兴知县。在任期间采用古教化法治民，听讼时引妇女儿童围观,用吴语断案。当时长兴县内盗贼极多，官府乱抓一批无辜者，他用计擒获盗首，使狱中蒙冤受屈者30多人获释。
因为抗拒上司命令，被迫离职,转为顺德府通判，管理马政。
1570年（隆庆四年）为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参与撰修《世宗实录》，以劳瘁致疾，卒于南京。
归有光妻子介绍
归有光在文中经常称誉的那位妻子是他的原配夫人，即魏氏。这位妻子是归有光任凭父母之命而娶回家的，但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而且在出名后世的“项脊轩”中留下了很多甘美事迹。所以，归有光当时是很幸福的。
可是，二人相伴的时间只要四五年，当他们的女儿只要四岁、儿子尚在襁褓当中时，魏氏便早早地离世了，而归有光因而伤心不已，并将对妻子的思念之情都写进了那些喜闻乐见的散文之中。
归有光的第二位妻子是王氏，是一位出身很好的女子，与他成亲时年仅十八岁，与他相差十多岁。在归有光与王氏相守的十六年时间里，二人享用过快乐光阴，也品味过灾难生活，可谓是同甘共苦的老夫老妻。可是归有光简介，贤惠的王氏最终还是先归有光而去，由于素日里过于劳累，那时归有光曾经年近五十了，这种打击不可谓不大。
然而归有光不久就娶了新夫人，她就是费氏，不过这位归夫人留下的资料不多，就连在归有光的文章中也找不到记录。总而言之，在归有光心里，最怀念的妻子还是原配妻子跟第二任妻子，这在他的散文中便能找到答案，不少读者就是由于这些文章对归有光青睐有加的呢。
归有光的家族成员
外曾祖父：夏昶，明代画家。
祖母：夏氏，夏昶孙女。
母亲：周氏（即周孺人）
兄弟姐妹：归淑静（长姐）；归有尚（二弟）；归淑顺（二妹）；归有功（三弟）
配偶：魏氏，原配，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去世；继室，王氏，安亭望族之女。
儿子：归子孝，归有光长子，于1548年染病而亡，年仅16岁，归有光为他作了《思子亭记》以表哀思。归有光另有子归子祜、归子宁，参与整理归氏遗文。五子归子慕，字季思，为万历十九年（1591年）举人，两次被逐，隐居江村，死后赠翰林待诏。
孙子：归昌世，著名篆刻家、书画家、文学家，与李流芳、王志坚合称昆山三才子。
曾孙：归庄，为明末书画名家，明亡后曾于昆山起兵抗清，事败隐居，拒不事清，晚年致力整理归有光全集。
归有光简介_归有光妻子_沧浪亭记归有光多少字
吴趼人（1866年-1910年），原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佛山人。笔名有偈、佛、茧叟、茧翁、野史氏、岭南将叟、中国少年、我佛山人等，尤以“我佛山人”最为著名。
吴趼人曾祖父吴容光，曾任湖南巡抚，代理两广总督归有光简介，祖父莘畲，官至工部员外郎，父允吉，曾任浙江候补巡检。吴趼人幼年丧父，十七八岁至上海谋生，常为报纸撰写小品文，光绪二十九年始，在《新小说》杂志上先后发表《电数奇谈》、《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劫余灰》、《情变》等，其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恨海》轰动一时，影响深远，1910年留下《情变》前八回未完而在上海逝世。
十九世纪末,随着清***日益腐败,一批有爱国良知的作家,用小说这一形式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揭露和谴责。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次把这类小说归属为谴责小说，其中吴趼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成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吴趼人,又名沃尧，子小允，号趼人，亦作茧人，别署我佛山人、野史氏、老上海、抽筋、主人等，广东佛山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其曾祖父吴荣光官至湖广总督,祖父、父亲均为小官吏。吴跻人17岁丧父,家境窘困。1883年,18岁的吴趼人离家到来到上海,曾在茶馆做伙计，后又至江南制造局作抄写工作,月薪微薄。一次他从书坊上得到半部《归有光文集》,爱不释手,由此萌发了创作小说的冲动。
1897年,吴趼人开始在上海创办小报,先后主持《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1906年,他担任《月月小说》杂志总撰述,发表了大量的嬉笑怒骂之文。此外,他还创办了沪粤人广志小学,主持开办过两广同乡会。
吴趼人最初居住在上海西门外，后迁入乍浦路多寿里，最后定居海宁路鸿安里。他在所居的门上,贴上标着茧暗二字的梅红纸幅,他所作的诗集,封面上草书《茧暗诗草》。这几个字的繁体字看起来好像兰闺诗钞,令人误认为出于女子手笔。但实际上他生性幽默，常常一言既出,四座倾倒，又狂放不羁,每于酒后论天下事,慷慨激昂,不可一世。因他性格耿介,不愿与权贵交往，曾拒绝清***经济特科的考试,绝意仕途，只能靠卖文所得度日。
吴趼人一生清贫，常常囊中羞涩，由于生活贫困,工作劳累,1910年10月在上海逝世,年仅45葳,死时身上仅有四角小洋,由朋友为其治丧。他的遗体先停放在闸北潭子湾广肇山庄，一厝20年，直至1931年9月21日才焚化，骨灰埋在大场广肇山庄内，文革时，广肇山庄被视为四旧遭到破坏，吴墓也荡然无存。
1866年5月29日，即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吴趼人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其祖父的寓所，3个月后，身为中等京官的祖父去世，而其父只是一个巡检之类的小官吏，不堪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两年后，带着年幼的吴趼人千里南下，回到了珠三角南海佛山镇的吴氏大树堂。因为没有生活来源，丁忧服满后，他就不得不告别妻儿，到浙江宁波继续做一个从九品的小小巡检去了。
吴趼人是17岁那年因为父亲离世，生活无着而去上海闯荡的，如此算来，他在佛山完整地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但是，高产的吴趼人一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举凡小说、散文、戏曲、诗词、寓言、政论甚至广告文案等，却独独很难找到有关童年及少年生活的回忆性文字，那段岁月成了一盘空白磁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讳莫如深的秘密，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设想的是，父亲长期在外，一个由小康而坠入困顿的孤儿寡母家庭，在当地免不了会承受这样那样的人际压力。吴趼人在他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专门写了一回“恣疯狂家庭现怪状，避险恶母子议离乡”，就暗示了吴氏家族的败落及其一家人受到族中强势者“凌夷”的经历。
1879年，13岁的吴趼人入读有名的佛山书院，比康有为的两大弟子梁启超和陈千秋要早四五年，比后来做了北洋***总理的梁士诒更是早了十年。尤其是光绪年间，有一年该书院曾一举考取了15个举人，名震四方，但吴趼人对自己“母校”的光辉历史从不愿提及，也许，家族的倾轧和社会的黑暗，使他早早地对隔膜现实的八股制艺，对科举产生了本能的反感与憎恶，早早地埋下了日后运用小说加以“谴责”的种子。
但是，岭南佛山毕竟是他的祖辈繁衍生息之地，是容纳了他的童年与少年的成长之地，早年辛酸的记忆与经历，丝毫不影响他离乡后的故园情深。尽管他是如此吝啬有关佛山的文字，但一个“我佛山人”的笔名便足以证明一切——吴趼人拥有十数个笔名，但蜚声海内外的还是发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的署名“我佛山人”。
从江南制造局“破茧而出”
1884年的某一天，一个背负着简单行李来自广东佛山的青年，走进了位于上海城南，其时国内最大的洋务军事工业基地江南制造局。他就是刚刚经历丧父之痛、意欲挣脱旧环境桎梏的吴趼人。
上海是吴趼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不仅仅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度过，.他的三十余种小说也绝大部分是在上海创作的，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名著中所描绘的各种社会人物，也大多数取材于上海的官僚名士、洋奴买办。清朝末年，人们称之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是个什么样子？看看他的小说就知道了。
不过，当初刚到上海讨生活的吴趼人，恐怕并没有预见到自己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他先在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任抄写员，后来凭个人努力升任机械绘图员。虽则月薪微薄，“月得值仅八金”，但那种与佛山古镇迥异的环境令他眼界大开，到处是机器的转动声与撞击声，还有那巨大的制造枪炮的车间归有光简介，令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青年吴趼人首先展现出了他少为人知的文学之外的惊人才华，23岁那年，他自行制造了一艘标准尺寸的蒸汽船在黄埔江上成功航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赵小云”造小火轮的情节，这个“赵小云”就有吴趼人的影子。如果不是在江南制造局薪水太低，处处受到压制，吴趼人的人生完全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展开。
当然，更重要的是，其时社会变法***将至，他觉得自己在江南制造局就像作茧自缚，深感必须在社会大变局中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次他从书坊上得到半部《归有光文集》，爱不释手，由此激发了对文字的热爱与写作的冲动。1897年，也就是32岁那年，他终于决定“破茧而出”，离开整整服务了14年的江南制造局，受聘刚刚发行的《消闲报》笔政，开始了短暂而丰富的报人生涯，先后主持了《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报刊。
吴趼人最初居住在上海西门外，后迁入乍浦路多寿里。他常常在所居的门上贴上标着茧暗二字的梅红纸幅，这几个字的繁体字看起来好像兰闺诗钞，令人误认为出于女子手笔。但实际上他生性诙谐，常常一言既出，四座倾倒，又狂放不羁，每于酒后论天下事，慷慨激昂。这期间的吴趼人，也留下了大量的趣闻逸事。一日，有某小报与之笔战，误以“山人”二字和山樵、山民为同一意思，竟将“我佛”二字连缀成文，登于报上。吴趼人看后，狂笑不已，翌日，挥笔疾书：“我系佛山之人，故曰我佛山人，何得竟施腰斩之罪，将佛山两字断成二截？佛说未免罪过。”他早年患有哮喘，年过四十之后，哮喘加重，家境陷于窘难。一次写信给一位朋友告贷，捡了一只七孔八烂的破袜子，附在信里，信笺上写了八个字：“袜犹如此，人何以堪。”朋友收信后，了解他的窘境，立即解囊相助。
他先取字“茧人”，一次，不慎摔伤一足，于是易名“趼人”。他的朋友给他写信时，常常误为“妍人”或“研人”，他只有作诗自白，其中两句是：“偷向妆台揽镜照，阿侬原不是妍人。”作诗犹不过瘾，他甚至在报上杜撰了这样一个故事以自嘲：有个读书人号“吉人”，一天新结识一位朋友，彼此通了姓名。过了几天，朋友写信称他为“击人”。等到两人相见，吉人笑道：“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击人，贱号是u2018大吉u2019之u2018吉u2019啊。”过了几天，朋友又写信，写成“戟人”。吉人见到朋友说：“你怎么同我开玩笑？我不是武夫，怎能挥得动戟矛？我的号是u2018牛眠吉地u2019的u2018吉u2019”。过了几天，朋友写信称他为“棘人”（为父母守丧的孝子）。吉人见了大怒，便去跟朋友论理。朋友也发火道：“你自己说u2018棘u2019，难道荆天棘地，不是这个棘吗？”
这样的幽默诙谐，在其主持《寓言报》时得到了更为淋漓的体现。《寓言报》比由德国创办的国外最早的寓言刊物《寓言》还要早问世56年，几由吴趼人一人独撑。他善于运用“比”的手法，来反映病态的社会和人生，试举其《指甲国籍》为例：有个笨人几乎连冷暖饥饱都分不清。死后晋见阎王，阎王恨他太没用，要罚他来世做畜牲，又转念一想，此人生前并没大错，还是罚他做人身上的东西吧。阎王便询问判官，判官说：“他愚蠢无用，罚他做眉毛、胡须吧？”阎王说：“胡须眉毛关系到人的仪表，还是罚他做指甲吧。”笨人急忙哀求道：“如果叫我来世做指甲，小人愿做中国人的指甲，碰到爱惜的人，可长到数寸，至少也可长到数分，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倘若落在外国人手里，他天天用刀剪去，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可以说，吴趼人是中国近代寓言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只不过，这样的成就被他的小说光芒所遮蔽了。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奠定历史地位
早在办报期间，吴趼人就尝试进行小说创作并与小说家李伯元结交，受益良多。李与吴惺惺相惜，皆为性情中人，有一事可为见证：1902年12月，曾国藩之孙曾慕陶保举李与吴入经济特科，马上有官员弹劾李氏，李伯元笑称，乃是真知我者，遂“辞不就征”。吴趼人也夷然不屑曰：“与物无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图自适。”坚与李伯元共同走上职业小说家之路。
当然，真正令吴趼人发愤的是，1903年4月，李伯元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始在报上连载，“购阅者踵相接”；9月，刘鹗的《老残游记》又引起了巨大反响。这让不甘人后，受梁启超小说救国论影响甚深的吴趼人坐不住了，没过多久，他的章回体历史小说《痛史》就开始在《新小说》上问世。《痛史》讲述南宋灭亡，元军入主中原，权奸贾似道卖国求荣，文天祥等忠臣义士奋勇抗元的故事，再现了庙堂腥膻、干戈遍地的民族深重灾难，状写元人淫杀之酷，是一部忧伤愤激之作。其在自序中说：“吾于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显然，他认为小说与正史可互为补充，互为验证。
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吴趼人还写了一部最初标为“社会小说”，后又改标为“理想小说”的晚清长篇科幻小说《新石头记》。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红楼梦》续作，遗憾的是，它们大都“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甚至众女共事一夫，家族兴旺，皇恩浩荡，兰桂齐芳之类。而《新石头记》与此迥然不同，承继了《石头记》的迷幻时空框架，小说中，贾宝玉在1901年复活，到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地游历，目睹了大量火车，轮船，电灯等电气化的新事物，甚至乘坐潜水艇由太平洋到大西洋，由南极到北极绕地球一周，为高度发达的西方科技文明所震撼，并自信将来有一天中国也能制造这些东西。对于这部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小说，通常的评价是说它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乌托邦式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模式的向往，但我认为它的另一重价值在于它的科幻色彩与远迈常人的想像力，如飞车，电炮，潜艇等，放到今天犹能给人遐想，而这一点，应该与吴趼人当年在江南制造局的经历有莫大关系——冥冥中命运的安排，确实有令人难以深究之处。
而将吴趼人推向文学高峰的无疑是那部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从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为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中法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阔，除官场外，还涉及商场、洋场、科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当然，它最主要的还是暴露晚清官场的腐败，以及社会道德风尚的堕落。比如，贯穿全书的一个苟观察，就是这种“鲜廉寡耻、不怕难为情”的官吏代表——苟观察的儿子死了，留下年轻美貌的媳妇。他先要媳妇守寡，后来打听到他的上司制台大人非常好色，就动起媳妇的念头，要把媳妇送给制台做姨太太。为了说服媳妇，甚至不惜向媳妇下跪。
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胡适因此对吴趼人评价甚高，曾说“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四书，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
可能令吴趼人想不到的是，虽然社会在进步，但这种“鲜廉寡耻、不怕难为情”的文化基因至今仍未彻底断绝。曾有报道说，一些书店充斥着一种公然教人算计、告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书籍，而且销路不错；屏幕上那些大行其道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津津乐道的也往往是宫廷里的勾心斗角，君臣间的彼此算计，匪夷所思；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官场潜规则仍在大行其道——这多少反映出了一种病态的社会文化生态，吴趼人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加以一声叹息。看来，如何清除种种之社会怪现状，创造更好的社会氛围，以培育一个人独立、自尊的具有现代公民理念的健康品格，仍是今天人们面临的一道大命题。
吴趼人的小说愤世嫉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应该是一个达观主义者，曾作诗《无事》云：“无事一樽酒，心闻万虑清，古书随意读，佳句触机成。幽鸟寂不语，落花如有声，此中饶雅趣，何必问浮生。”超脱之态，浮于纸上。去世前一年，他还写了一篇《吴牛喘月》自嘲：“吴趼人咳喘经年，或作或辍而不瘥。”
1909年10月21日，吴趼人一家从上海多寿里迁居鸿安里，亲友齐来庆贺。晚宴方散，其妻劝其早歇，不料刚上床就喘疾发作，遽然离世。其时身上仅有四角小洋，不得不由朋友为其治丧。吴趼人的遗体先停放在闸北潭子湾广肇山庄，一厝20年，直至1931年9月21日才焚化，骨灰埋在大场广肇山庄内。“文革”时，广肇山庄被视为“四旧”遭到破坏，吴墓也荡然无存。
而在他的故土佛山，连吴氏大树堂也早已消失，更不用说与吴趼人有关的遗物了。也许，从这个角度说，吴趼人是寂寞的，作家李国文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说到佛山，有人想到的是陶瓷，而他想到的是我佛山人，只是，在佛山的大街小巷找不到与我佛山人有关的痕迹，未免惆怅。不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一学吴趼人的达观——毕竟，他留下了那么多文字，留下了堪称不朽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奖赏，要让他归于寂寞，要让历史淡忘他，难。
吴趼人创作的小说有30多种，人称“小说巨子”，是清末谴责小说的杰出代表。其它著名的作品有《恨海》《趼人十三种》等，《情变》是他最后一部小说且只留下前八回。
吴趼人（1866-1909），族名宝震，字小允。初号茧人，后改趼人。南海县佛山镇观音铺田心村人。
●同治五年（1866年）：5月29日出生于北京。父吴莘畲在北京做官。
●同治六年（1867年）：举家迁回原籍广东。
●光绪十年（1884年）：在上海江南制造局“讨生活”，开始当抄写工，后升为绘图员。
●光绪十四年（1888年）：自行制造了一艘标准尺寸的蒸汽船在黄浦江上成功航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离开江南制造局。连续数年为《清闲报》、《采风报》、《奇新报》和《寓言报》撰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在上海新创立的《南方报》上连载新小说《新石头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当年起至1911年，广智书局陆续出版著名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共八卷、108回、66万字。
●宣统二年（1909年）：10月21日，迁至新住处，当晚气喘病发逝世。
吴趼人一生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曾芳四传奇》、《俏皮话》、《两晋演义》《恨海》等数十种小说及寓言、传记、改良戏曲等作品。因他的先世居佛山镇,故他所做的小说,常把“我佛山人”作为笔名。其中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作，原载《新小说》，仅四十五回,广智书局为出单行本,分八册。宣统年间,始出一百O八回本。此后不断翻印。这是一部带自传性的作品,通过小说主人公“九死一生”(作者本人)在20年中耳闻目见的种种怪现状,描写了官场人物、三教九流等芸芸众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丑恶腐败、堕落和不可救药,小说的内容大都是作者与朋友叙谈时所述及或从笔记中抄录下来和报纸上剪下来的，日积月累,不知不觉集成了几大册。可见他平时的用心良苦。此外，吴趼人还撰写了《近十年之怪现状》,一名《最近社会龌龊史》,由《时务报》馆印行,但印数不多,仅二十回,没有完篇,阿英（钱杏邨）把它收入《晚清文学丛钞》中,以广流传。
另外，在1905年到1908年间，他著作了《新石头记》，其文大显现代作风，书写宝玉穿越时空，来到现今，向人介绍自己时被人笑作“你是看《红楼梦》看迷了不成？”，继而醒悟已不是自己所生存的环境，自己身边的人已不在存在。《新石头记》是近代著名谴责小说家吴趼人的一部重要作品。无论是放在清末大量涌现的《红楼梦》续书中，或是置于十九世纪前后世界文学发展之中，它都有其十分值得重视的价值。从这部小说入手，也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吴趼人社会思想的构成。
清代末年出现了《红楼梦》的大量续书。从不同续书中可见续作者对这部伟大小说的内涵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感受，以及对社会人生、文化艺术、道德伦理的不同价值取向。遗憾的是，续作大都“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新石头记》则是一部迥然不同的《红楼梦》续书，它继承了《红楼梦》批判社会、反映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部续书将《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的背景从清代盛极而衰的转折时代，置换为内忧外患衰颓已极的近代社会。小说中，贾宝玉在年复生，到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地游历，以他的经历为主线，揭示了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复杂、丰富、多变、动荡的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描写了它落后、腐败而又不断产生新事物，萌生新观念的时代面貌。在此基础上，吴趼人表达了他“补天”的理想，他找到了“补天”的工具和武器，以不同于曹雪芹时代的近代精神，构筑了一个“天”已补成，完美无缺的“文明境界”，实现了曹雪芹苦苦追寻而不得的愿望。
吴趼人对于近代文学，最推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他的作品大都得到了《儒林外史》的神髓。清末民初写社会小说的无不仿造《儒林外史》,这同吴趼人的倡导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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