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义(主体思想算不算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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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事大主义的评价
如何评价朝鲜半岛特有的“事大主义”
事大主义的朝鲜的事大主义
事大主义的概况
事大主义是什么意思

事大主义的评价

从1895年起，朝鲜半岛脱离中国，正式开始与事大主义决裂；而对于事大主义的批判，也一直在进行中。这种对事大主义的批判的直接表现就是否定中国。1896年创刊的朝鲜报纸《独立新闻》写道：““朝鲜人从不知独立为何物，而且对外国人蔑视朝鲜人无动于衷。朝鲜君主曾经每年派使到清国朝拜，取用清国历法，在公文中亦使用清国年号，朝鲜人虽自知属于清国，但数百年间从未考虑洗雪此耻，而一直甘于其属国地位。倘考虑此种懦弱之心理，岂非可悲之人生乎？”而亲华事大的朝鲜政府是“对外总是宣称自己小、弱、丑，请扶起我”的无能国家。《独立新闻》还指出“朝鲜人身边虽有清国这样因拒绝开化而备受列强侵辱的例子，却仍有一部分人坚持效仿世界上最被鄙视、最为羸弱的清国，这样的朝鲜人是官民的仇人，是致使国家走向灭亡的罪人。朝鲜应该把这些人装进火轮船，运往清国，使他们‘朋友’相聚，这档激对朝鲜亦是一大庆事。”甚至还扬言“朝鲜如果能从同样的迷梦中醒来，全力学习富国强兵的学问及风俗，那么朝鲜也可以去抢占清国的辽东和满洲、获得八亿八千万的赔款。但愿朝鲜人民能痛下决心，十年后占据辽东与满洲以及日本的对马岛。”由此可见，《独立新闻》猛批事大主义演变为对中国的鄙视和仇恨。

20世纪初为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时期，批判事大主义也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著名启蒙思想家申采浩号召朝鲜人为20世纪的新国民，湔雪数百年沉醉于事大主义之旧耻。他剖析道：“三国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支那虽大，却常视为我之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储汉文，人人读汉文，以汉官威仪埋没国粹，以汉土风教断送国魂，言必称大宋、大明、大清，堂堂大朝鲜，反认作他国之附庸属国，充满奴性，长陷奴境。”同时他又强烈呼吁祛除事大主义劣根性：

“夫今天下之势，固与汉唐时不同。泰西多瓦拉有六十八独立国，而我韩乃以二千万众求人庇护，则岂其情理乎？且明室之亡，今己二百有二十五年矣；清人近亦不振，甲午一败，遂成让退矣。未知诸公其将谁事耶？事俄、事美，必有所居，幸以一言相示如何？以愚所料，莫若以我人民事我国家矣！”

除了申采浩之外，柳寅植强调事大主义是朝鲜衰落的原因之一。他指出，自朝鲜王朝建立之后，“尊王事大之论，遂为一部义理，而深入于全国之脑髓，养得依赖之习惯，缺乏自主之性格”。还有人痛心疾首地写道：“那所谓的以小事大被释为天经地义，将用夏变夷作为鬼训神诰来迷信，将尊中华攘夷狄视为春秋大义，在这种问题下为圣宋大明而排斥胡元蛮清，敢于付出许多牺牲，反而招来不少蹂躏，历史上的绝对耻辱，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也难以很快消除其痕迹的绝对的耻辱。”

以上对事大主义的批判不可不谓严厉深刻，并普遍将事大主义视为耻辱。但是，这些批判大多缺乏理性，过于激进，有失偏颇，这也是朝鲜近代史危急存亡之秋的背景所致。而且这些对事大主义的批判大多数流于单方面批判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朝鲜民族的事大主义，还对中朝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事大主义的批判远甚于韩国，朝鲜的伟大型滚领袖金日成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事大主义。金日成说：“事大主义就是崇拜大国的思想，也就是屈从大国的思想。”他还指出事大主义的三个反动本质是“事大主义首先是背叛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出卖祖国和背叛民族的思想”、“事大主义其次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它盲目地轻视自己的东西，眼里只有大国的东西好”“事大主义的反动本质还表现为容忍大国主义，助长大国的专横”。金日成认为：“在高句丽繁盛时期，我们国家没有事大主义。高句丽人民屡次击退邻近大国隋、唐的侵略，勇敢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从而使国威大振。然而，高句丽灭亡之后，我国腐败的封建统治集团开始信奉‘以小事大’的反动儒教教条，这种事大主义到了李朝末期，达到了登卜蠢余峰造极的地步。”金日成还说：“历史经验证明：人犯事大主义，就要变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义，就要亡国；党犯事大主义，就要断送革命和建设。”朝鲜劳动党所提倡的主体思想即一种否定事大主义，追求自我做主的思想理论。朝鲜劳动党章程中亦明确将“事大主义”列入斗争对象之一，可见事大主义在朝鲜是政治上的一大忌讳。

金日成全面否定事大主义，很大程度上并非民族大义使然，而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因素。1956年金日成表示既要反对亲苏派（即“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亲华派（即“延安派”）的“事大主义”，因而展开了对这两派的肃清。20世纪70年代主体思想确立之时，“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也被定为“主体思想的主要斗争对象”。不过“事大主义”在朝鲜已鲜少被用作亲华的代名词了，而成为亲美的代名词。1975年朝鲜便认为“在南朝鲜，反动的崇美事大主义大肆泛滥，腐蚀人民的民族自主意识和民族自尊心，麻痹人民的革命精神”。 21世纪以后，朝鲜《劳动新闻》亦多次抨击韩国总统李明博、朴槿惠等“亲美事大”。

事大主义(主体思想算不算马列主义)

如何评价朝鲜半岛特有的“事大主义”

事大主义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朝鲜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

事大主义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桐拍冲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贺裂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

坦白一点讲，这种事大主义实际上是对“弱国无外交”的一种呼应，是弱小国家期望自身和平发展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妥协大国、苟且求存的有点可悲甚至可以说有点类似乞讨的手段，与中国的地缘使其成为朝鲜局歼半岛特有的一种外交政策。

不得不说朝鲜是幸运的，古代中国的宽厚和礼让以及天朝上国的心态使其利用这种手段保全了自身。

事大主义的朝鲜的事大主义

朝鲜半岛臣服中原王朝已有数千年历史，而统一的新罗、高丽和朝鲜三朝亦曾对中国唐、宋、辽、金、元、明、清诸朝“事大”。不过，新罗、高丽都曾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而且有学者指出统一新罗虽然加入了以唐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的影响并不彻底；高丽王朝甚至还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称谓，持有多元的世界观。因此，真正坚持奉行“事大主义”的只有1392年到1894年的朝鲜王朝。与“事大”相应的是中原王朝的“字小”（爱护小国），朝鲜“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热情，因而朝鲜亦是中国明朝和清朝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在《明史·外国传》和《清史稿·属国传》中名列第一。《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赉便蕃，殆不胜书”，所以朝鲜王朝也是东亚宗藩体制中最恪守“事大主义”的国家。因而“事大主义”无疑最适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朝鲜。

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交邻”，所谓“事大”，即是指侍奉中原王朝；“交邻”则是指与日本等邻国的往来。因此“北不失礼，南不失信”成为朝鲜王朝的祖训，而“事大”则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众所周知，朝鲜王朝是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而建国的，1388年，高丽王朝策划北伐明朝，大将李成桂坚决反对，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小逆大”。但高丽还是执意北伐，李成段凯桂率军行进至鸭绿江威化岛时果断回师，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北伐明朝之举违背事大主义，“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后就夺取了高丽的政权，并在1392年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并立刻遣使通报明朝，称臣于明朝，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赐“朝鲜”国号。可以说，朝鲜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朝鲜太祖李成桂也将事大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几乎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在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事大主义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正朔，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谢恩使、进贺使、冬唤好至使、圣节使、陈奏使（或奏闻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事大使行”。《大明会典》载：“李成桂代王氏，请更其国号，诏更号朝鲜，永乐初赐印诰。自后每岁圣节、正旦（嘉靖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与之相应的，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中国朝廷册封才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谥号，因此作为宗主国明朝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在中国敕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时，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可见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第二，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一切事物模仿明朝，并以中国的儒家性理学统一思想，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1444年朝鲜世宗创制谚文（和燃铅训民正音），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道：“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宗主国中国奉为“天朝”、“中华”，而自诩为“小中华”（参见词条小中华思想）。第三，朝鲜依附明朝，获得明朝保护，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1要求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朝鲜不敌日本，国王宣祖直奔中朝边境的义州，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明神宗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事大主义更加强化。总而言之，朝鲜王朝诚心事奉明王朝，政治上朝鲜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外交政策则采取朝贡方式，思想文化上归依中华文化，并接受明朝保护，这就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的体现。

在清朝时期，朝鲜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变化。1627年，清朝的前身后金入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与后金确立了“兄弟之邦”的关系。1636年，皇太极率领清军直捣汉城，征服朝鲜，史称“丙子胡乱”。朝鲜国王仁祖被迫投降满清，向清朝称臣，其“事大”的对象由明朝变成清朝。在1637年春朝鲜与清朝签订的确立两国宗藩关系的“三田渡盟约”中，明确规定：“其圣节、正朝、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朝旧例。”也就是说，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完全继承明朝，特别是1644年清军入关、逐渐统一全国以后，中朝关系恢复了明代的正轨。不过，正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说：“朝鲜对明朝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朝鲜对明朝“事大”不仅仅是由于明朝是大国，更是出于内心对明朝的仰慕与认同。朝鲜对清朝则不然，完全是屈从于清朝强大的力量，内心则鄙视和仇恨满清，甚至在朝鲜孝宗即位后掀起了“北伐论”，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弥漫着整个清代朝鲜社会。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之辨”、朝鲜自居“小中华”而将满清视为蛮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不能摆脱旧的主人（明朝）的阴影而对其异常怀念，对于新的主人（清朝）则一时无法适应，这在本质上也是事大主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仇恨逐渐减少，甚至在18世纪后期发展出“北学”（即学习清朝）思潮，到19世纪以后已经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属国，在继续尊崇明朝的同时内心承认清朝为宗主国，接受清朝保护。进入近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相继叩关之时，朝鲜即以事大主义标榜，恪守“藩臣无外交”，拒绝与之通商。19世纪后期朝鲜政府中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也被称为“事大党”。尽管明清两代的状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朝鲜王朝在这五百年间一直坚定奉行事大主义，朝鲜人也将小国依附大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丙子胡乱后，朝鲜致清太宗的降表开头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国，与中土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朝鲜英祖年间，朝鲜一度谣传西鞑（准噶尔）将攻入，但朝鲜大臣却晏然自如，表示：“我国弱国也。蒙古来，则待之如清人；西鞑虽来，亦如之而已。”可见朝鲜的事大主义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然而朝鲜自19世纪后期逐渐打开国门、开拓眼界之后，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主权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怀疑、批判和摒弃事大主义，并试图摆脱宗主国清朝的控制，寻求独立自主，这些人主要以朝鲜上层的“开化党”为主。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明确称朝鲜是清朝属国乃“万无之耻”，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则对事大主义更加系统地批判道：

“今我国与清国干系，五洲之众，三尺之童，孰不知之？然而以今比古，事变顿异：古则为其属邦，甘处其下，不但势所使然，亦是保国一策；今则惜守宗国，苦守旧规，何啻事宜无益，反必则国乃已。且古则输诚事上，惟望其庇；今则甘心居下，却受人辱，必须勉图自振，以期独立。”

也就是说，开化党人认为事大主义在古代固然合理，但到19世纪后期应当完全抛弃。开化党在这种独立思想的指导下，于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杀死效忠清朝的大臣，宣布“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不过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除了开化党之外，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也颇有独立思想，“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并企图借助欧美日本等列强力量脱离中国。1890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宗主国身份派往朝鲜的使节续昌、崇礼以吊祭神贞王后赵氏的名义抵达朝鲜时，高宗千方百计地回避前往迎恩门“郊迎”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等延续了数百年的事大传统，但最后还是被袁世凯强迫前去。从这一事例中可见朝鲜高宗对事大主义的反感。

当时的朝鲜既有反对事大主义的一派，自然也有坚持事大主义的一派，这些坚持事大主义的朝鲜官僚被称为“事大党”，他们效忠清朝，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抵制外国干涉，更有甚者（如兴宣大院君）还提议将朝鲜设为清朝的一个行省。事大党与开化党等反对事大主义的派系对立，而清政府为确保最后一个属国，也在此时加紧对朝鲜的干涉，派袁世凯常驻朝鲜，并对事大党加以扶持，维系事大主义在朝鲜最后的命脉。随着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战败，朝鲜王朝奉行了五百年的基本国策——事大主义亦走到尽头。1895年朝鲜高宗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1896年，朝鲜拆毁了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改建为巴黎凯旋门式的“独立门”，以庆祝脱离中国独立。

虽然表面上的或者狭义上的事大主义（即对华事大主义）结束了，但这种政策和理念对朝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就以反对事大主义的金玉均和朝鲜高宗而言，金玉均主张“深结外国中公正且强之一国，始终赖其保护之力”，可见其仍未克服事大主义，只是对象不再是中国而已；朝鲜高宗也在获得“独立”后反复尝试依赖某大国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仍是事大主义的体现。而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人所“事”的对象由中国变成了日本，并且日本是实行殖民统治而非古代中朝的封贡体制，但本质上仍属于事大主义。事大主义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延续至今。

事大主义的概况

事大主义作为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运用于中国。事大主义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像郑国、鲁国等紧邻大国的小国不得不择强而事，以保全其国家，而一旦违背，则往往招来亡国之祸。在儒升毕腔家经典中，已多次阐述事大思想，如《周礼·夏官·司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东汉·郑玄注：“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这种理念也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传》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西晋的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写道：“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每逢分裂数此割据的乱世之时，儒家的“事大”理念便会得到运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君主姚兴虏获了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亲，慕容超派使者韩范前去索要母亲，姚兴问韩范：“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规矩来向他称臣。前凉权臣张瓘与诸将商议如何应对强大的前秦之时，诸将皆曰：“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由此可见“事大”理念作为一种乱世中的自保之策已深入人吵衫心。

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事大”再度广泛应用于外交场合。当时南唐、吴越等南方小国面对已统一北方的后周、北宋等大国，被迫称臣纳贡，他们称这种政策为“事大”。如《新五代史》记载：“（南唐中主李璟）尽献江北地，世宗（周世宗柴荣）许之……始赐璟书曰：‘自有唐失御……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又如《类说》卷五三引宋杨亿《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宋、辽、西夏、金对峙时期，依然延续着“事大”这种外交传统，如《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南宋对金国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军猛攻南宋、宋高宗逃亡海上之际，曾下诏说：“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也就是说只要能苟安，便愿意向金国恭行“事大”之礼。不过总的来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国只是特定时期才被运用，而真正称得上“事大主义”的便是中国的东邻——朝鲜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