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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成都作家丁学书简介
丁学书简介
丁学书同志系中共党员，河南登封人，生于1947年，1968年入伍，四川省作家协会成员。主要作品及获奖作品如下：
小说类
《对越自卫还击英雄赞》（四川人民出版社）
《回忆长征中的博古同志》（总政治部）
《四明山抗日游击队》（人民日报）
《海灯传奇》（巴蜀书社）
电视剧类
《从硝烟中归来》（中央电视台）
《暗道追杀》（各省级电视台）
《铁血猛士》（获中央电视台优秀短片奖）
《再铸民族之魂》（获总政纪实片特等奖）
《浩然正气》（中央电视台播出，获中央政法委一等奖）
《大熊猫故乡行》（出口13个国家，获文化部“最畅销华语电视片奖”）
《唐玄奘》（出口15个国家，获文化部“最畅销华语电视剧奖”）
《海灯法师》（各省级电视台，获文化部“优秀电视剧奖”）
《海灯传奇》（出口美加地区，各省级电视台，获文化部“优秀电视剧奖”）
《舍利之谜》（各市级电视台）
《吹冲锋号的警官》（各市级电视台）
叶挺的生平简介
叶挺（1896.9.10—1946.4.8），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新四军的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1]，原名叶洵，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初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12师36团团长，独立团团长；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亦有“铁军”之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大规模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所属三个师中，一个师（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全部团以上军官离队出走，只剩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1927年12月只身潜入广州，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遭受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2]，虽与政委项英多次发生矛盾导致其出走数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来的劝导下最终返回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他严词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叶挺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即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4月8日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起义部队南下期间，周恩来要他注意蔡廷锴的动向和思想情况，他不以为然，结果蔡廷锴率部出走，投向国民党，导致重大损失。
1927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和党中央代理总书记王明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作《囚歌》明志“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仍被关押。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
1946年3月5日他就要求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
1946年4月8日他后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享年50岁；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博古个人简历
秦邦宪，又名博古，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博古个人简历，希望对你有用!
秦邦宪简介秦邦宪(1907年5月——1946年4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秦邦宪人物生平1931年9月-1935年1月，秦邦宪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秦邦宪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1933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致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秦邦宪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最高统帅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干将，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他站在毛泽东一边。
秦邦宪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
秦邦宪是中共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
秦邦宪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总负责时期的不当举措
博古负总责的时期，犯了路线错误。他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前与大会上大包大揽地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在1935年元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苏区，不得不开始长征。其间，1933年冬福建省发生了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赞成与福建合作，但因共产国际与党内多数领导人反对与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博古只好放弃个人意见，服从上级与服从多数而错失良机。
总负责时期的正确举措
博古负总责时犯过路线错误，但在任用干部上做过好事，在1934年12月以前，中央秘书长是由邓颖超担任的，她患肺结核辞职，12月18日后，改由邓小平接任，邓小平以此职务参加了遵义会议，1935年夏邓小平到部队，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改由刘英接任，这是许多相关的人都证实了的。
其实，博古参加四次反“围剿”已经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
抗战时期的博古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1937年1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3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
解除总负责后
遵义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1.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
2.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
3.再进行分工;
4.取消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3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18日，博古召集研究分工，确定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助手，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作为党中央的书记博古又让出许多权力。一般书籍上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与军内的领导地位，是仅指思想上说的，是阶段性的说法，没有组织决定。
遵义会议后，长征队伍路经打鼓新场时，成立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团，这个3人团代替了以前的3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开始正式成为党的军事负责人。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博古在行军中沉默寡言，减食少睡。《遵义会议文献》中，“关于洛甫(作者注：即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的记载“是1935年2月5日前后”，“行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具体地说，这个鸡鸣三省的宿营地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我怎么能说出宿营的村名呢，是请教了博古的胞弟秦邦礼的儿子秦福铨的，他是听父亲和潘汉年说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商量，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工作。周恩来到博古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就谈了他们想让洛甫接替博古的事。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博古为了革命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让出领导岗位，可见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荡胸怀。我找不到具体的确切的张闻天代替博古的文件档案，这情况也是向秦福铨请教得来的。
谈话最后周恩来将洛甫起草的，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与王稼祥都看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博古。博古说我看完就还给你，你叫潘汉年到我处来一下。
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读物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博古向潘汉年谈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博古又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与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2月7日张闻天通知潘汉年与陈云赴莫斯科，9日陈云出发，10日潘汉年也走。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王明对博古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张闻天上台也符合组织手续。
1946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王若飞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求博古同志生平简历
博古
博古(1907.5.14-1946.4.8)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1926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1931年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4月改任青年团中央书记。9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组成，他是主要负责人。1933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增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在1933年9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他和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作战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0月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协助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建立，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前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国共谈判。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后来长江局撤销，成立南方局，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40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延安整风期间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诚恳地作了自我检查。1945年6月，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194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生前译有《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了重要贡献。
【博古】属杂画范围。一种摹写古代器物形状的绘画，或用古器物图形装饰的工艺品，都称“博古”。后来有人还在博古画上加花卉等成图画，增添博古画的新颖性。这种摹写传播有助现代人博识古代器物、拓宽知识。北宋大观时，徽宗就曾命人撰《宣和博古图》。古代具有较高艺术的古器物如鼎、瓷器、玉器、石雕等，因其珍贵而见者甚寡，所以绘成博古图、博古屏等，为人们提供一条认识古玩的途径。
闻一多简介
闻一多生平
（1899-1946）
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文史学者。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的一家书香门第。13岁时考取北京清华学校，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此时他的诗词才华开始展现，陆续发表了诗、赋，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满怀激情的书写诗词，发表演说。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1922年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发表诗评，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1925年闻一多留学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以后，他曾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任教授。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能够具有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样是和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在党和民盟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自觉地按照党和民盟组织的要求行事，坚定地和爱国学生站在一道，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李公朴于7月11日惨遭杀害，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参加公朴先生的追悼活动。追悼会后，闻一多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回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个人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了起来。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他在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广交朋友，动员他们共同战斗，正确对待党和民盟的关系，在原则问题上始终按照党的要求办事，他和共产党员和睦相处，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众多的革命先烈用鲜血灌铸了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的基石。闻一多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又是壮丽辉煌的。为了追求真理，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磨练，而一经接受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便坚定不移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百折不挠。
他的代表作有《红烛》、《死水》具有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整齐、和谐的艺术表现，影响颇大。另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研究颇深，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楚辞校补》等专著。后人集有《闻一多全集》（4册）。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选自<<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名言
【经典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名言解说】天赋：天资。这则名言刻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一座闻一多雕像后的石碑上，它和现在已被千万人诵唱的《七子之歌》一样，都表现了闻一多澎湃的爱国热情。“母亲！我要回来，母亲！”75年后，这个呼声响彻中华大地。难怪毛泽东曾说：“我们应该多写闻一多颂。”
附闻的《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
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
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
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
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
春云的柔和，秋风的豪放。
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
他是尧时老人敲着木壤，
敲出来的太平的音乐，
我们的历史是一首民歌。
我们的历史是一只金礨
盛着帝王祀天的芳醴！
我们敬人，我们又顺天，
我们是乐天安命的神仙。
我们的历史是一掬清泪，
孔子哀掉死麒麟的泪；
我们的历史是一阵狂笑，
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的心里有尧舜的心，
我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
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我的智慧来得真离奇，
他是河马献来的馈礼
我这歌声中的节奏，
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
我心头充满戈壁的沉默，
脸上有黄河波涛的颜色
泰山的石溜滴成我的忍耐，
峥嵘的剑阁撑出我的胸怀。
我没有睡觉！我没有睡觉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我的记忆还是一根麻绳，
绳上束满了无数的结梗；
一个结子是一桩史事，
我便是五千年的历史。
我是过去五千年的历史，
我是将来五千年的历史。
我要修葺这历史的舞台，
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首歌：
还歌着海晏河清的音乐。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杯酒，
又在金礨里给皇天献寿。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滴泪，
我的泪洗尽人类的悲哀。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声笑，
我的笑驱尽宇宙的烦恼。
我们是一条河，一条天河，
一派浑浑噩噩的光波！
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
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闻一多曾这样剖析过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他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女神〉之地方色彩》）也就是说郭沫若的爱国主义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情感，而在闻一多这里爱国不仅是一种道德情感，更是一种文化态度。这一时期的闻一多认为：“东方底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引文同上）面对“西风东渐”的现实，他呼吁建立东方的文化优越感，并把这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必要前提之一。因此，他的“我是中国人”的宣示不仅有其情感底蕴，更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诗一开头即宣告：“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从而点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渊源。在接下来的三节里，诗人以五岳，太平洋，帕米尔高原，流下昆仑山、流过亚洲大陆的大河作譬，昭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然后诗人的目光转向了我们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衰落的文明古国，灿烂的文明史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夸耀的地方之一。诗人唱道：我们的历史是韵雅的历史，这里有平静、和谐、朴素的诗一般的生活历程；我们的历史是追求和谐、自然的历史；我们与自然相安，不作过多的索取；我们人与人之间相敬相爱，没有过份的奢望。我们的历史是充满情感，有眼泪，也有欢笑的历史；这泪、这笑中都含着东方哲人的哲学憬悟，因而我们的历史也是充满玄思和东方智慧的历史。在接下来的三节里，诗人歌咏了伟大的民族性格、不朽的民族精神。这精神中有尧舜的谦让、仁爱，有荆轲聂政的不畏强暴，重义轻生，有一个伟大民族开阔的心胸、杰出的智慧。诗人在这里以“戈壁”，“黄河波涛”，“泰山的石溜”、“峥嵘的剑阁”为笔墨颜料，勾画出我们民族的肖像。一回想到现实，诗人的心灵立刻感到阵阵灼痛，他“心中的灵火”在燃烧，为他的祖国烧得发颤。他背负着历史，要走向未来。诗人确信；他的民族的未来是美好的，这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将“洗尽人类的悲衰”，“驱尽宇宙的烦恼”，给全人类带来生机。最后，诗人心情激荡，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
闻一多简介(百科全书)
闻一多(1899—1946)，现代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曾用笔名夕夕。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其父为晚清秀才。5岁入私塾，课余随父读史书。他从小喜读诗词，爱好美术，所接受的既有传统的经史教育，也有晚清以来的“新学”教育。1912年冬，闻一多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课余组织校内学生艺术团体“游艺社”(后改组为“新剧社”)“美术社”等，参加演剧与研究美术。五四运动激发了他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他被推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并代表清华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发出激烈的改造学校、改造社会的呼声。7月，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这些诗大多收在诗集《红烛》中。他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闻一多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报告，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留美期间，学习绘画，同时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并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
1923年9月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闻一多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红烛》之后的诗作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他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他主张诗人应该超脱于政治之外，但又认为“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他提倡“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参加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在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认识的支配下，他在一段时期里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1925年闻一多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此时，他致力于研究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论文《诗的格律》中，他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由实践到理论为新诗发展探索一条值得重视的艺术途径。1928年1月，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收集了他1925年以来的诗作28首。这是他的代表作。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闻一多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1930年秋后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定居北平，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2月，他参加临大学生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3500华里到达昆明，沿途看到人民的悲惨境遇，对于他的觉悟和进步颇有影响。1938年5月“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仍任教授。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3月出版的《楚辞校补》，是他10年研究的结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3年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之一李公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在7月15日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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