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纪录片讲究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纪录片的根本的知识点，相信应该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如果碰巧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还望关注下本站哦，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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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讲究》记录的是一个什么的时代之“变”
时代的进步如同一卷波澜壮阔的史诗，数波大潮的席卷，不仅推动了新事物的诞生，也在无意中吞没着某些古老的文明。今天，当内蒙古大草原上的马不再驰骋，那些在马背上诞生的手艺又该何去何从?
由金道集团荣誉出品的纪录片《讲究》第四期《马鞍》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片中的三个主人公直到今天依然坚持着传统马鞍制作的手艺，但随着现代社会马鞍实用性的逐渐消失，为了能让这份手艺延续下去，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变”。
纪录片《讲究》记录一个小马鞍的时代之“变”
时代变迁传统手工艺是否已到末路?
内蒙古大草原位于我国北方中部，面积超过118万平方公里，在这里，特殊的气候和土壤养育着中国最古老的马种和马背上的文明，这其中就包括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朴大气的手工艺--蒙镶。《马鞍》这期节目的三个主人公屈志强、刘铁军和李忠强便是蒙镶工艺的非遗传承人。
影片中，除了蒙镶非遗传承人这个身份，主人公们更多是以马鞍手艺人这个形象出现。在屈志强等人心中，这小小的马鞍不仅是马背上的工具，更是草原文化的缩影，是民族的符号。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当草原上的马逐渐成为游客合影照片中活着的背景，马鞍也在逐渐失去自己的作用走向衰亡。
其实，马鞍只是消失的文化中很小的一个例子，一些同样曾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手艺，诸如纪录片《讲究》里的古法造纸、铠甲等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不仅如此，有着中国建筑灵魂之称的榫卯技术、被称为“火中雕塑”的料器等古老的工艺，都濒临失传。难道，传统手工艺的承袭注定是一条末路?
面对如此令人忧心的文化现状，探寻行之有效的改变，就成了屈志强等人心中最紧要的问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三个做了一辈子马鞍，今天得变，给草原留个念想。”
千年技艺今朝“变”从细节处感受马鞍“微缩”的新生
在拍摄中，除了手艺制作的过程和文化情怀的渲染，影片对细节的捕捉同样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部分更多的融合于“微缩马鞍”的制作过程中。
“微缩马鞍”便是屈志强等人在马鞍制作工艺上作出的“变”，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让马鞍成为人们的案头陈设，从而再次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据屈志强介绍，微缩马鞍相较于普通马鞍至少缩小了10倍以上，最薄处只有15毫米，这是从古至今都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影片在拍摄中特意对锡模制作、银片压制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拍摄，除此之外，反复更替至少两百次的十多种新制錾头、直径只有0.5毫米的麻花银丝等细节，也在镜头上做出了放大处理。这些情节一方面反映的是匠人们手艺的精细，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传统手艺在“变”中的艰难和匠人们传承手艺的坚持与决心。
纪录片《讲究》第二季日前已独家上线爱奇艺，影片于普通手艺人间寻找最传统的工艺，于不同工艺中探寻不同的讲究。正如在《马鞍》这集的最后主人公所说，“草原上没了马，鞍子就是个念想，讲究就是拼尽全力，把念想做到极致”，这是独属于一个小小马鞍的讲究，也是屈志强等人对自己手艺的尊重和讲究。
介绍纪录片也要讲究时效性吗
是的，纪录片的定义特征----纪实性。纪实性简单来说就是追求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细节的真实，这个真实不仅仅是创作中拍摄要真实，后期剪辑我们同样也是要真实的。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强调尊重生活的原生态，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
那从纪录片的定义上，我们肯定就能够看出纪录片的一个特征----纪实性。纪实性简单来说就是追求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细节的真实，这个真实不仅仅是创作中拍摄要真实，后期剪辑我们同样也是要真实的。举个例子，前期拍摄时，摄影师对于一件事一个镜头可能拍摄了中景、近景、特写这三个景别，那我们在后期剪辑的过程中，为了追求真实用什么镜头呢？如果有同学看了昨天的分享，肯定知道，用中景的镜头，因为中景的使用更多用于理性客观的看待。不太理解的同学可以翻看前一篇文章关于中景。所以说这就是剪辑师在纪录片中怎么去把握纪实性这一特征的。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纪录片的片段
纪录片有什么优点
真实。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
相关流派
纪录片一词是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最早称呼出来的，他是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的弟子。然而他并没有给予纪录片一个完美的定义，究竟什么样的作品能算是纪录片，围绕这个问题，众多名家都产生过分歧。
纪录片美学观的奠基者：维尔托夫、弗拉哈迪。其中维尔托夫开创了“电影眼睛派”，提倡镜头如同人眼一样“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反对人为的扮演，甚至反对带有表演的影片（故事片）。而弗拉哈迪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却是由纳努克“真实”扮演而成，最后由现代文明重返原始生活的纳
努克甚至因为缺乏过冬食物而死。同为纪录片的先驱，他们的风格却迥异，这也成为日后纪录片流派纷争的源头。
50年代的纪录电影运动：五十年代末开始的纪录电影创作潮流实际上由两大纪录电影运动组成，他们分别是法国导演让·卢什（《夏日纪事》 1961年）为代表的“真实电影”运动以及由美国梅索斯兄弟（《推销员》 1969年）代表的“直接电影”运动。
真实电影为参与式电影，允许导演介入到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煽动其中一些剧情的发展。直接电影为观察式电影，力求避免干涉事件的过程，要求导演采取严格的客观立场，以免破坏对象的自然倾向。
扩展资料
依照美国学者比尔·尼克尔斯的观点，纪录片可以分为如下六种类型：
诗意型纪录片（Poetic Documentary）
诗意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作为伊文思（JorisIvens）的《雨》（Rain）。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不强调叙事，不注重特定时空的营造，不强调连贯剪辑。它着力于节奏的创造，不同空间的并置，目的在于情绪、情调的传达。
阐释型纪录片（Expository Documentary）
阐述型纪录片也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在1990年代“新纪录运动”（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或许依然存疑）之前的纪录片多属此类。这种纪录片宣传意图明确，创造者倚重解说词的力量说服观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形式上的典型特征是“上帝之声”（voice-of-God）、证据剪辑、全知视点等。
观察型纪录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
观察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其技术基础在于便携式摄影机和磁带摄像机的出现。这种纪录片放弃解说，放弃扮演，纪录片导演成了“墙壁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
近年来中国出现很多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如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等。这种纪录片长于现实世界的表达，但对于历史题材却难以处理。由于放弃了解说、字幕，影像的表达很容易流于冗长而沉闷。
参与型纪录片（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
参与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作品是让鲁什（Jean Rouch）和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的《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Summer）。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不掩盖导演的在场，相反，刻意强调导演与被拍摄对象的互动。标志着中国纪录片创作迈入新阶段的作品《望长城》即有此特点。
反射型纪录片（Reflexive Documentary）
反射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作是《姓越名南》（Surname Viet Given Name Nam）。这种类型的纪录片的显著特征在于对纪录片呈现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反思。
和其他类型纪录片一样，反射型纪录片重视对现实世界的表达，但更为重要的是，导演在片中同时表达对纪录片创作本身的反思。这种影片往往显得更为抽象，难以理解。对于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和观众来说，这种类型的纪录片还是陌生的。
表述行为型纪录片（Performative）
表述行为型纪录片把真实的事件进行主观的放大，背离现实主义的风格。强调创作者主观的表述。代表作如马龙里格斯（Marlon Roggs）的《舌头不打结》(Tongues Untied)。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往往与先锋电影（avant-garde）很接近。
关于纪录片的概述
纪录片是与故事片相对的一种电视节目体裁，如果说故事片相当于文学中的小说，那么纪录片就是报告文学。纪录片和报告文学的选题一样都来自于生活现实，它不需要虚构故事情节，也不需要对事件进行过度的渲染，好的纪录片甚至只是生活原生态的一种自然记录。那么，为什么面对同一事件，有的人讲得绘声绘色、兴致盎然，有的人却讲得平淡无奇、味同爵蜡?关键就在于结构方式与叙事技巧的不同。
在纪录片创作中，叙事的技巧和结构的方式不仅是对素材进行选择和处理的过程，更是创作者通过素材的挑选和组合，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的过程。也就是说，叙事结构是创作者赋予素材以意义和解释的手段和形式。一部纪录片艺术质量的高低和思想意义的深浅，不仅取决于纪录片拍摄到的内容，也取决于对于这些内容的剪辑与组合。剪辑组合得体，原本好的内容可以变得更加精彩，某些一般的内容也能发挥得较为出色。相反，剪辑组合不当，就有可能糟蹋原本非常好的素材，使原本十分精彩的内容失去应有的效果。所以，叙事和结构对于作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要甚于素材本身。
由于生活积累、人生感受、艺术功力和艺术追求的不同，不同的创作者有不同的叙事技巧和结构方式。即使出自同一创作者的不同纪录片，其叙事风格也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一棵树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但是，另一方面正如建筑学上的分类一样，尽管房屋的结构千差万别、形态各异，我们依然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他们粗略地分为几类，比如木制结构，石制结构、土木结构和钢筋混沥土结构。纪录片的叙事方式也一样可进行这样的分类，纪录片常见的叙事方式有：画面加解说式、访谈加解说式和客观记录式。
一、画面加解说式。
这一叙事方式曾是我国纪录片的主导叙事方式，那时，由于受苏联“形象化政论”的影响，绝大多数纪录片采用了这种叙事方式。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在实际创作中，一般是先有选题，主创人员根据选题写出文字稿本，领导审查通过后开始拍摄。后期编辑时，则是先根据文字稿配音，再根据配音编画面。这种叙事方式非常重视解说词的创作，非常重视解说的叙事说明作用，通过它来表现内容的发展。随着这一形式的发展，出现了通篇泛滥的解说加音乐，结果忽视了其他声音元素和图像对作品整体形象造型的功能，这使得画面或多或少地成为一种图解的工具，整个片子从文稿上来看更象一篇论文。另外，从创作观念上讲，这种叙事方式往往注重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注重的是主题和结论而不是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创作者也往往把自己当作一个政府工作者代表政府、而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工作者仅表述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样片子就承载了过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内涵，结果抽象大于具体，空泛压倒细节，逐渐偏离了电视的本性，丧失了可看性。
二、访谈加解说式。
画面加解说的模式是一种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观众影视文化的提高，这种叙事方式的弊端正日益放大。为此，纪录片创作者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访谈加解说的叙事方式。由于有了访谈的介入，降低了解说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片子的主观介入程度。另一方面，由于有了采访的介入，可以向观众展现过去和将来时空，从而扩展整个片子的表现力。当然，解说和访谈的交替出现，无形中给片子带来一种节奏因素，因而更加适合观众的收视需要。采访作为叙事手段，又有不同的呈现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采访是指狭义的采访，即记者和被采访者语言的交流，并将被采访者的语言结构在片子中。有的纪录片通篇用采访来贯穿，采访承担着整个纪录片的叙事作用，比如《忠贞》就大量运用采访段落，把志愿军战士被俘的过程，在美军集中营受到的残害，以及归国生活等经历展现给观众。在这部纪录片中由于片子要反映的内容大都成为过去，又没有可利用的音像资料，采访成为一种唯一可利用的叙事手段。有的纪录片为了克服画面加解说式的弊端，结合背景因素和动态过程，把采访融入事件的进程之中，共同承担叙事功能。比如《广东行》的第一集《开放市场》，该片运用了大量的同期声采访，阐述了开放市场、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的纪录片把采访作为一个细节，承担局部叙事功能。比如大型纪录片《望长城》，为了考察长城的最西端，主持人焦建成对地理教师的采访;在《三节草》中，为了了解轱辘湖的解放，对肖老太太的采访。访谈加解说作为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方式，是电视纪录片创作观念的一种进步。运用这种叙事方式比较成功的片子还有：《共产党宣言》、《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的外交风云》等。
三、客观记录式。
从90年代开始，纪实的创作观念开始兴起，纪录片的创作中也相应地出现了客观纪录的叙事方式。它反对使用大段大段的解说这种过强的主观形式，主张不干涉拍摄对象，保持生活的原生态，强调取材的客观性。这一叙事方式借鉴了故事片的创作方式，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创作者深入生活，切实体验生活，甚至把自己完全融入被摄者的生活，从中提炼细节、情节乃至故事。与故事片不同的只是：纪录片是同步取材，而且这种“材”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构和扮演的。可以想象，没有创作者较长时间的投入，没有深入细致的采访，就难以出现好的作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采访是指广义的采访，既记者为获取节目素材而进行的一切社会调查活动。客观记录不是纯客观主义，它必须融入创作者的主观表现因素，否则片子就成了一本有闻必录的流水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叙事方式是主观和客观的完美结合。在实际创作中，创作者一般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实地采访，与被采访者交流沟通，逐渐形成一种融洽自然的氛围。当被访者达到真情自然流露的时候，真正的拍摄也就开始了。这种方式要求创作者有较深的采访功力和一定的采访技巧。在正式拍摄时，尽量隐蔽创作者，不让创作者的形象和声音进入画面。在编辑时，往往运用一个故事来结构和叙述，并大量使用同期声，较少依赖解说。从创作观念上讲，这种叙事方式的选题一般从小处入手，注重的是个性化的事件和人物，讲究叙事情节化，创作者往往把节目好看当作创作的第一要素，结果片子就有了吸引人的因素，好看、耐看。这种叙事方式是对纪录片纪录本义的回归，也是目前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发展方向。无论是《婚事》、《阴阳》还是《小武》、《重逢的日子》，无不是采用这一叙事方式的杰作。
叙事方式的演进，是伴随着技术手段、创作观念和观众欣赏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的出现，原有旧的叙事方式就会消亡，只是这种旧的叙事方式会慢慢退居次要位置。即使是在客观纪录式叙事占统治地位的今天，仍不乏运用前面两种叙事方式的杰作，如运用画面加解说的《沙与海》、运用访谈加解说的《解放》。
叙事就是对事件系列进行排列，以说明一个事实或表达一个观点;而结构则是将素材进行排列组合的方式。在纪录片中，结构是叙事的具体化，叙事要通过结构才能流畅地进行，所以，确立结构，也就是确立展开和完成叙事的方式。
结构作为纪录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将前期素材进行排列组合的方式，不同的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比如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经苏联人之手，无非是进行了重新剪辑，也就是改变了素材的结构方式，就变成了反法西斯的影片《普通法西斯》。这就有点象化学中的碳原子的排列，一种方式是石墨，如果改变这种排列方式，普通的石墨就会变成了光彩夺目的金刚石。不过，纪录片创作中的这种“化学变化”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结构方式的变化只会引起所谓的“物理变化”，即叙事效果的优劣分野。优秀纪录片的结构严谨、统一而又自然，低劣的纪录片结构雕刻痕迹很重，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松弛、甚至混乱。结构能力的高低是区别纪录片水平高低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即使面对相同的素材，结构能力不同的编导也会创作出质量迥异的节目。比如《生活空间》曾播出的纪录短片《姐姐》，编导原来准备把拍回来的素材编一个反映先进警察的人物片。后来制片人发现这段素材如果重新编，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反映儿童的纪录片，正是制片人的金手指才有了《姐姐》的出笼。
纪录片的结构有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之分，所谓内部结构是构成形象的各个要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组织形态，所谓外部结构则是纪录片的外在组织形式，即纪录片的构成框架。内部结构更多的是内容方面的问题，外部结构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方面的问题。在本文中，主要讨论与叙事方式直接相关的外部结构。常见的纪录片结构有线形结构和版块结构两大类。线形结构分为单线结构、双线结构和多线结构三大类，根据线索交叉与否又派生出双线平行结构、双线交叉结构和网状结构。
一、线形结构。
线形结构最主要的特点是有一条乃至多条贯穿全片的线索，这条线索可以是内在的、逻辑的，如《远去的村庄》中的缺水问题，《中华百年祭》中画家的创作体会;也可以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如《龙脊》中村口的那个大槐树，《万里长城》中的长城。张雅欣教授在她的专著《中外纪录片比较》中也谈到《远去的村庄》，她认为该片是典型的绘圆法结构，它的圆心就是缺水问题，所有的素材都是围绕这一圆心展开的。显然，张教授的提法与本文的提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日本的《万里长城》和中国版的《望长城》尽管题材完全一致，都是拍中国的万里长城，但是日本的《万里长城》更多的是以长城为中介，探讨长城两边人民的生活。在这部片子中，长城已经不是创作者关注的主体，而是作为一条贯穿全片的一条中心线索。在实际创作中，创作者不仅通过采访来显示这条中心线，还多次用航拍长城的空镜头来强化这条中心线。
对于比较复杂的叙事，使用线形结构的片子往往要用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索。如《中华百年祭》就有多达五条的线索：1、画家作画，2、画展展出现场，3、百年史实，4、画家谈创作理念，5、画家的日记。
线形结构可以使复杂的叙事变得条理清晰、紊而不乱。线形结构是纪录片常用的结构方式，但是并非所有的题材都具有中心线。弥补方法除了后期强加一个象征元素外，采访的介入是一个重要手段。采访作为结构方式，是创作者结构能力提高的一个标志。用采访作为结构因素，除了后期发现之外，更多地是在前期构思时就要有所考虑。这样，由于结构不是后期强加给片子的，整个片子就显得自然、具有整体性。采访作为结构因素，有两个层面的作用。第一、采访的同期声作为转场因素，起连接画面的作用。和解说词作为转场因素相比，采访作为转场因素难度很大，但是一旦成功，会使片子更为紧凑、简洁。比如《命运》就是通过人物的采访，不断引出新的人物，新的场景，从而实现其典型的套层结构。第二、采访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创作者往往在采访之初，就对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设计，以保证能采访到它需要的内容。在后期编辑时，创作者会将采访分成若干段落，根据节目内容的需要，让这些段落分布在片子的相应位置，从而把整个片子连接起来。比如《中华百年祭》中画家的创作体会，《神鹿啊!神鹿!》中柳芭的自叙。
二、版块结构。
当然线形结构的这条线并不是每部纪录片都能具有的，也不是说纪录片就只有用线型结构。特别是那些依据文理逻辑展开的纪录片，这类纪录片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以前人们习惯称呼的专题片，由于它们大都是主题先行，又基本上是解说词从头灌到底，因此拍摄的素材只是论证这一主题的工具，这使得素材和素材之间缺少内在的逻辑性，如果又找不出合理的外部线索，就只能寻找其他结构方式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版块结构。
所谓版块结构，就是按照人物、时间、地域或主题的不同，将不同的内容分成不同的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可以互无联系，也可以有起承转合的一种结构方式。如《命运》和《祖屋》就是典型的版块式结构。《命运》是按人物来划分版块的，只不过创作者在构思人物时作了精心的挑选，常常是在上一个人物的内容即将结束时，或从对他的访问中，或从与他有关系的事件中引出下一个人物来，这种特殊形式的版块结构也被称作套层结构。套层结构既保持了版块的相对对立性，又加强了版块之间的联系，使整部片子被分成若干个版块仍然能保持较为完美的整体性。《祖屋》是一种传统的版块结构，共分为五个版块，每个版块都配有一个小标题，他们依次是：“祖宗风水”、“耕读世家”、“族上人物”、“仁者爱人”和“红白喜事”。尽管五个版块都是围绕“冯琳厝”这个祖屋展开的，但是这五个版块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外在的联系。使用传统的版块结构最好是有张力的题材，否则，由于版块和版块之间缺乏内在的必要关联而使整部片子显得零散。
尽管纪录片存在不同的结构方式，但是这些结构方式本身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只是对具体的纪录片而言，它存在一个最恰当的结构方式，此时再选用其他结构方式就是不恰当的了。
决定纪录片结构方式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1、生活事件本身，2、现场取材方式，3、创作主题，4、作者的创作风格。对生活事件本身而言，如果题材是事件性的，多采用线形结构;如果题材是概述性的，则多采用版块结构。比如《山洞里的村庄》，该片主要是反映山岩洞村村民拉电的故事，因此创作者选用了线形结构;而《流年》主要是反映几位剪纸艺人的生活，这种反映是概括性的，因此创作者使用了版块结构。就现场取材而言，大致可分为点式取材和面式取材两种，其中点式取材是指创作者把拍摄的对象作为具体的形象，而面式取材则是把拍摄对象作为抽象的形象。如果取材方式属于前者，那么相应的结构就应为线形结构，如《藏北人家》;如果取材方式属于后者，则多半会采用版块结构，如《改革二十年》。主题也是影响纪录片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单一封闭性主题的片子多采用版块结构，特别是那些命题作文式的作品，如《弹指一挥间》、《同心圆》;多义开放性主题的片子多采用线形结构，如《空山》、《忠贞》等。创作者个人的创作风格也影响着作者对结构的选择，只不过这种选择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而只是体现出一种量的优势。
如果说纪录片是一种“发现”的艺术，那么它同时又是一种“叙事”的艺术、一种“结构”的艺术。
纪录片的创作特色是什么
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纪录片的核心为真实。
电影的诞生始于纪录片的创作。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等实验性的电影，都属于纪录片的性质。中国纪录电影的拍摄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第一部是1905年的《定军山》。
扩展资料：
分类
一、诗意型纪录片（Poetic Documentary）
诗意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作为伊文思（JorisIvens）的《雨》（Rain）。这种类型的纪录片不强调叙事，不注重特定时空的营造，不强调连贯剪辑。它着力于节奏的创造，不同空间的并置，目的在于情绪、情调的传达。
二、阐释型纪录片（Expository Documentary）
阐述型纪录片也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在1990年代“新纪录运动”（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或许依然存疑）之前的纪录片多属此类。这种纪录片宣传意图明确，创造者倚重解说词的力量说服观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形式上的典型特征是“上帝之声”（voice-of-God）、证据剪辑、全知视点等。
三、观察型纪录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
观察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其技术基础在于便携式摄影机和磁带摄像机的出现。这种纪录片放弃解说，放弃扮演，纪录片导演成了“墙壁上的苍蝇”（fly on the wall）。近年来中国出现很多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如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等。
这种纪录片长于现实世界的表达，但对于历史题材却难以处理。由于放弃了解说、字幕，影像的表达很容易流于冗长而沉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纪录片
OK，关于纪录片讲究和纪录片的根本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